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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密集型的日本半导体公司终究不可能是技术密集型的英特尔公司的对手。英特尔公司迄今唯一遇到的重量级对手只有八十年代的摩托罗拉。正如同罗马帝国的崛起是通过在布匿战争中打败原有的霸主迦太基而完成的,英特尔的崛起是靠击败老牌半导体公司摩托罗拉而实现的。摩托罗拉成立于1928年,早在二战期间,它就是美军无线通信的供应商。从六十年代起,它在通信和集成电路方面领先于世界。摩托罗拉比英特尔早两年推出在小数运算性能上五倍好于8086的16位微处理器68000。68000这个名字是以它集成的晶体管数目六万八千个而获得的。而8086只有不到三万个晶体管。当时,不少工作站包括惠普、太阳和已经不存在的阿波罗等等都采用的是摩托罗拉的处理器。在英特尔搞出80286的同一年(1982年),摩托罗拉推出了在性能上明显好于80286的68010,继续作为当时主要工作站的处理器。据说英特尔为了和摩托罗拉竞争在型号上耍了个小花招,英特尔公司第二代处理器本来应该命名为80186,但是英特尔将这个编号留给了一个不重要的输入输出处理芯片,而将它的系列处理器的编号一下跳到80286,不懂技术的人还以为英特尔的处理器比摩托罗拉高一代。在32位微处理器的较量中,摩托罗拉在技术上和推出的时间上完全占了上风,它接下来的68020明显好于英特尔的80386,除了被用于主要的工作站上,68020还并被苹果选为麦金托什的处理器。一个公司开拓新财源失败的尝试多如牛毛,我们也就不一一列举了。最常见也是最糟糕的情况是,一个公司找不到新的市场,眼睛只局限于现有市场,而且总觉得别的公司盘子里的蛋糕比自己的大,以自己的劣势去争夺别人盘中之餐。就好比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想在高尔夫球场上战胜老虎伍兹一样,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由于精力分散,这些公司有时反而可能丢掉了自己的优势。一旦大的经济环境不好,公司的扩展会全部失败,甚至丢掉了自己的基本盘导致破产。IBM在经营上相当的保守,它一直固守自己的核心领域,很谨慎地开拓新的领域。从机械的制表机到大型计算机,到今天的Linux开源服务器,IBM始终牢牢地控制者美国政府部门、军队、大公司和银行的业务,即使它生产的笔记本电脑,也是针对公司用户而不是个人用户的。在同档次的笔记本电脑中,它的价格比其他厂家的要贵很多,因此个人很少自己掏腰包购买IBM笔记本。IBM在自己一些非核心领域也常常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它也不轻易在那些领域快速膨胀。比如,它在很长时间里在存储技术、数字通信技术、半导体芯片设计和制造技术上都领先于世界,但是我们很少看到IBM花大力气开拓这些市场。保守的好处是不容易轻易出错,因为像IBM这样服务于美国乃至世界各国核心部门的公司,产品上出一点错就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要知道美国主要银行对计算机系统的要求是一年宕机时间不能超过五分钟。IBM这种保守的做法让大客户们很放心,因此,即使它的产品和服务比别人贵,政府和公司还是很愿意,或者说不得不用IBM的。金沙澳门总站官网事实上,微软很眼馋Java这个宝贝,1996年它不得不向太阳公司购买Java的授权(License)。太阳公司当初的想法是通过微软推广Java,合同也是这样签的。但是,微软有自己的算盘,并没有依照合同向用户提供用Java开发的产品,而是通过太阳的技术,搞自己的类似产品。更有甚者,根据后来法庭的判定,微软误导Java开发者、阻碍他们开发兼容太阳公司Java技术的产品,以达到打压Java的目的。为了满足在互联网上建立网站和开发应用程序的需求,太阳搞出了相应的基于Java的JSP开发环境,微软则争锋相对,搞出了基于自己的VisualBasic的ASP技术。鉴于微软利用它在操作系统领域的垄断地位打压太阳公司,后者不得不于1997年10月向美国加州地方法院起诉微软,指控后者违反了两公司就Java技术所签定的合同,并要求微软公司停止侵犯Java兼容标准。这场官司后来升级,又和微软的反垄断官司扯到一起。2001年,太阳公司打赢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获得微软公司高达十亿美元的赔偿。但是,微软已经获得了更大的市场占有率。

金沙澳门总站官网美国是一个富于冒险精神的年轻的国度。二战后,尤其是六十年代后,一些愿意以高风险换取高回报的投资人发明了一种非常规的投资方式—风险投资(VentureCapitalInvestment,orVC),在中国又简称风投。风险投资和以往需要有抵押的贷款有本质上的不同之处。风险投资不需要抵押,也不需要偿还。如果投资成功,风投资本家将获得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回报,如果不成功,钱就打水漂了。对创业者来讲,使用风险投资创业即使失败,也不会背上债务。这样就使得年轻人创业成为可能。几十年来,这种投资方式总的来讲非常成功,硅谷在创造科技公司神话的同时,也创造出另一种神话——投资的神话。自古英雄出少年,这是风险投资家们普遍承认的事实。红杉风投的投资家们和我谈过他们选择投资对象的原则,其中一条就是创业者一定要有饥渴感(Hungry)。很难想象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能比一个急于脱离贫困现状的缀学生更有把公司办好的可能。因为前者办公司不过是为了锦上添花而后者则是要置于死地而后生。这就是乔布斯勉励年轻人要保持饥渴感(KeepHungry)的原因。关于风险投资家如何选择投资对象我以后还会详述。因此资深创业者和毫无经验的年轻人各有优势,但是机会均等。硅谷各个层次的成功者几乎无一例外是靠自己的双手从零干起,获得成功的。波萨克和勒纳后来结为了夫妇。夫妇两人非常聪明而勤奋,但是更非常幸运。在他们创办了思科公司的一年前,即1983年,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NSF)刚刚投资建设了连接各个大学和美国几个超级计算机中心的广义网NSFNet,即今天的互联网雏形。当时建设NSFNet的目的是让科研人员不需要出差到超级计算机中心就能通过远程登录而使用那些超级计算机。而思科创建的一年后,即1985年NSFNet就开始和商业网络对接。由于各大学、各公司的网络采用的协议不同,使用的设备也不同,因此对多协议路由器的需求一下子产生了。正在这时,1986年思科推出第一款产品,连市场都不用开拓,就用于了刚刚起步的互联网。思科Cisco是旧金山英文名字SanFrancisco的最后五个字母,思科公司的图标正是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创始人的意思是要建起连接不同网络的桥梁。这对夫妇恐怕开始也没有想到以后思科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设备制造商。倒是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公司红杉风投(SequoiaCapital)看中了这个市场将来的潜力,给这对年轻夫妇投了资。红杉风投投资喜欢投给年轻的穷人,因为越是穷人越有成功的欲望和拼搏精神。红杉果然没有看错,到1990年,思科就成功地上市。

安迪是原英特尔公司CEO安迪-格鲁夫(AndyGrove),比尔就是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英特尔处理器的速度每十八个月翻一番,计算机内存和硬盘的容量以更快的速度在增长。但是,微软的操作系统等应用软件越来越慢,也越做越大。所以,现在的计算机虽然比十年前快了一百倍,运行软件感觉上还是和以前差不多。而且,过去整个视窗操作系统不过十几兆大小,现在要几千兆,应用软件也是如此。虽然新的软件功能比以前的版本强了一些,但是,增加的功能绝对不是和它的大小成比例的。因此,一台十年前的计算机能装多少应用程序,现在的也不过装这么多,虽然硬盘的容量增加了一千倍。更糟糕的是,用户发现,如果不更新计算机,现在很多新的软件就用不了,连上网也是个问题。而十年前买得起的车却照样可以跑。1976年,乔布斯二十岁时,和斯蒂芬·沃兹尼克(SteveWozniak)以及韦恩(Wayne)三人在车库里办起了苹果公司,研制个人微机。后来韦恩退出,只剩下乔布斯和沃兹两人。当时一台计算机少说要上万美元,即使价钱降几倍也不可能进入老百姓家。在每一次技术革命中,新技术必须比老的有数量级的进步才能站住脚。乔布斯很清楚这一点,他必须让计算机价钱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才会有人要。为了降低成本,Apple-I除了有一个带键盘的主机之外,什么外设都没有。但是,它有一个可以接家用电视的视频口,和一个接盒式录音机的接口,保证数据和程序可以存在一般的录音带上。而电视机和录音机在美国几乎家家都有。同年,两人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的个人电脑Apple-I。老百姓花上几百美元就可以买到。十年后,中国的电子工业部主持清华大学等几家单位攻关,研制出了被称为中华学习机的Apple的兼容机,当时售价也只有400人民币,而当时一台IBMPC要两万人民币,所以中华学习机不到两年就卖掉了十万台,超过其它微机同期在中国销售的总和。很遗憾,中国的这家公司,也是我工作的公司,非常不会经营,作风上很像个政府机关而不是商业公司,从来就没有发展起来。当然这是题外话了。但是,硅谷却从不迷信权威。任何人要想在这里获得成功,都得真刀真枪地拿出真本事干出个样子。在美国很多地方,尤其是传统产业中,普遍看中甚至过于看重个人的经历(Resume)而不是做事情的本领。比如一个毕业生要想到位于美国东部的IBM华生实验室或者以前的贝尔实验室搞研究,必须出身于有些名望的实验室,有导师和教授们的推荐。(在日本公司更是如此)大公司雇用一个主管或者资深职务的员工,首先要看简历上的经验和头衔。这种做法当然有合理的一面,但是即使再真实的简历,也不免有夸大其辞的部分,更何况简历上的经历只是一个人以前做过什么而不是今后能做什么。在硅谷谋职,简历固然重要,但是个人的本事(包括和人打交道的软本领)才是各个公司真正看中的。由于每个公司产品的压力很大,同行业公司之间的淘汰率很高,硅谷的公司需要的不是指手画脚的权威而是实实在在干事情的人。硅谷几十年经验证明,那些初出茅庐能干具体事情的年轻人,可能比一个经验丰富但是已经眼高手低的权威对公司更有用。很多人向我抱怨过谷歌在招人时忽视以前的工作经历。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和大部分的硅谷公司一样,谷歌更相信自己的通过面试得到的判断而不是简历和推荐信,所以,在招人的时侯,总喜欢考一考。不管面试者名气多大,水平多高,过不了考试也是白搭。我的一个在美国顶级的计算机系当教授的同学,先推荐了他的一个学生来谷歌应聘,结果录用了。后来他自己来,谷歌要考和他的学生考的类似的题目,他反而没有考过,虽然我们很为他感到可惜,但是也没有办法。这位教授很不服气,对我讲,我的学生远不如我你们却要了,我发表过那么多论文,拿到过那么多基金你们却不要,说明你们的眼光有问题。我承认他讲的很有道理,但是,不能为一个人坏了规矩。从谷歌和Ebay以及无数硅谷公司成功的经验看,这种不迷信权威,公平对待每一个人的做法总体上是对的。它确实有时候使得公司和一位称职的权威失之交臂,但是使得硅谷的公司能更多地吸收新鲜血液,充满了活力。金沙澳门总站官网斯坦福大学的这种开放性首先是生存的需要。斯坦福大学在地域上远离美国的政治中心,导致了它从政府获得的研究经费占整个学校经费的比例远远落后于东部的著名大学。以工学院为例,斯坦福大学和它的老对头麻省理工学院规模相当,但是前者从政府获得的经费只有后者的一半左右。如果读者仔细研究一下美国顶尖大学的地理位置和政府经费的关系就会发现,大学来自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与它到华盛顿特区的距离成反比。政府资助的研究经费对很多教授来讲并不是很容易申请。首先要写很长的申请报告,然后一轮一轮地通过评审。在评审过程中,要花很多精力去和经费的主管人员以及同行评审人做公关。在美国申请经费和在中国拿钱一样,人际关系很重要。一些教授经常请主管经费的自然科学基金会NSF、DARPA和国防部(DOD)的主管们参观实验室和参加自己的学术报告。而这些政府官员们要到斯坦福听一次报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样,这些离政府部门近的大学自然就近水楼台先得月。斯坦福远在加州,当然就很吃亏。因此,斯坦福一些已经提上终身教职并且不缺经费的教授到后来甚至懒得写申请了。

几十年来,惠普和斯坦福互相提携,堪称厂校合作的典范。惠普从斯坦福获得了无数优秀毕业生,同时在财政上给予斯坦福极大的支持。就是在很长时间里,惠普是斯坦福最大的捐助者,包括帕克特捐给斯坦福电子工程系的系馆。斯坦福大学远离联邦政府,从政府得到的经费相对比东部的名校少,这也不足为奇。但是,斯坦福大学守着硅谷,从工业界拿的钱比任何一个同样规模的东部大学不知多多少倍。从公司拿钱一般来讲强度不会有政府那么大,而且还要做很多具体的事。有些公司支持的研究项目甚至无法发表高质量的论文。所以美国东部名校的很多资金充足的教授不屑于和工业界打交道。其次是“亚洲制造”效应,由于硅谷靠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起飞,在七十年代它便聚集了很多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的专家和工程师。同时,也促进了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加大电机工程系的发展。这些人或者从仙童等第一代半导体公司跑出来,或者离开斯坦福和伯克利,开始了第二轮的半导体公司和计算机硬件公司的创业。其中的代表者包括开发和制造RISC处理器的MIPS公司,Sun公司和SGI公司,以及LSI等中大等规模的公司。这些公司大部分还是由美国人为主创办。在第二代公司中有大量亚裔的工程师和主管。他们通过第二轮半导体的创业,积累了财富和经验,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世界第三轮半导体公司创业的中流砥柱。等到有大量亚裔专家出来再创办半导体和计算机公司时,他们很容易将制造甚至设计部门移到成本比美国低很多的东亚尤其是中国台湾,而只在硅谷保留科研部门。这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包括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显卡公司Nvidia。其创始人黄仁勋,生于台湾,毕业于斯坦福,任职于LSI和AMD,然后创办Nvidia。这时在硅谷半导体时代创业最经典的例子。当硬件制造业移到台湾后,半导体业的整体利润就被大大地压缩了,从此改变了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行业的游戏规则。于是以前的半导体公司为了竞争的需要都纷纷将工厂外移。到后来,大家发现一些低端的设计亦可以拿到台湾去做,硅谷的硅含量就越来越低了。谈到麦金托什,必须提两点,第一,它的交互式图形窗口界面最早是从施乐(Xerox)公司帕洛阿图(PaloAlto,斯坦福大学所在地)实验室(Parc)研制出来的。帕罗阿图实验室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创新同时也是最不会将发明创造变成商品的地方。它另一个改变了世界但是没有为施乐带来任何好处的发明是今天每个人都用的以太网。虽然苹果公司在图形界面用于操作系统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由于它毕竟最先由施乐发明,因此苹果在后来对微软的官司上并没有赚到便宜。第二,苹果走了一条封闭的道路,它不允许别人造兼容机,以便独吞PC市场。如果苹果开放了麦金托什的硬件技术,允许其他硬件厂商进入市场,我们今天可能使用的就不是IBMPC系列,而是苹果系列了。但是,因为苹果可能在硬件上竞争不过兼容机厂商,因此它只能扮演一个像微软一样的以操作系统为核心的软件公司角色。这时,两种系列的个人电脑胜负的关键就要看苹果和微软在操作系统上的决斗了。在没有兼容机帮忙的情况下,苹果无法挑战微软,虽然它努力试过,但最终败了下来。

当一个小公司成功上市后,股票能涨上去的又只有百分之二到三。大部分公司上市后股价平平,甚至不如上市价(即在中国常说的原始股价)。远的不说,就说最近两年中国在美国上市的两家很不错的半导体公司,中星微电子和展讯现在的价钱都不到上市时的一半。就连世界上最大的私募基金(PrivateEquity)公司黑石(BlackStone),上市半年后的股价也只有上市时的一半(用中国股民的话讲叫跌穿发行价)。更糟糕的情况是上市不久因无法持续盈利或者达不到预期盈利,就不得不再下市,或者被私募基金买掉。比如著名的硬盘制造商Seagate和美国最大的网上旅行社Om。其实,中国现在如日中天的网易公司,也曾经被Nasdaq勒令下市。根据美国证监会的规定,一个公司上市后员工(包括创始人自己)的股票在180天以后才能卖。因此,一个公司上市180天后,股价会大跌,因为员工能卖股票使得该公司股票可能供大于求。因此,通过创业成功能发大财的人终究是极少数。北美的很多工科好的大学,比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都强调厂校结合。麻省理工学院为了让学生获得工业界的知识,和AT&T等大公司建立了共同培养学生的计划(program),进入该计划的学生要在AT&T工作一年(四个暑假),作为回报AT&T公司支付该学生的学费,美国不少大学有这种类似于奖学金的计划。这对于进入这些培养计划的学生来讲当然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既解决了昂贵的学费问题(注释:美国私立大学学费是中等收入家庭无法承受的),又得到了很好的工业界工作经验,将来无论是去工业界还是继续读研究生都大有好处。但是,这种松耦合的结合对大学和公司的直接帮助都不是很大。对于学校来讲主要的好处不过是大公司替它资助了一些学生,同时替它承担了一部分职业教育的义务,但是学生们在公司做的题目和学校通常毫无关系,这种合作对于学校的科研帮助非常有限。对于公司来讲,虽然有了从名牌学校优先选择优秀学生的有利条件,并且这些学生工作后进入角色会比同龄人快一点。但是,这些学生,大部分是本科生,毕业以后并不一定要去赞助他们的公司工作。在实习期间,他们也根本不可能为公司带来什么新的思想和技术。今天,旧金山附近恐怕已经找不到一块金矿石了,“旧金山”这个名字只能代表它过去的历史。也许有一天,硅谷没剩下一家半导体公司,那时大家会说这里曾经有过半导体工业。但是它绝不会像底特律和匹兹堡那样从此衰落下去,而仍然会是世界科技之都,因为硅没有了而创新留下来了。硅谷的竞争仍然会很激烈,不断会有旧的公司消亡,旧的产业衰退,又不断会有新的公司创立和成长,新的产业诞生和繁荣。硅谷过去是、今天是明天还是年轻人梦开始的地方。一个成功的公司的早期员工是非常宝贵的财富。他们一般是一些非常爱冒险的人,否则他们不会选择加入新开办的甚至是还没有投资的小公司,他们技术和能力非常强,常常每个人可以独挡一面,因为早期的公司要求员工什么都得能干。他们同时对新技术非常敏感,否则他们在众多新兴公司中就不会挑选中那些日后成功的。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弱点。他们虽然善于开创,但不善于或者不愿意守成,而后者对于一个大公司发展至关重要。他们做事快,但是不够精细,因为在公司很小时,抢时间比什么都重要。因此在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他们会和新的管理层发生冲突——新的主管会觉得他们不好管。这就如同打江山的人未必能治理江山。这些员工很可能自己出去开公司。而即使留在公司的这些早期员工已经腰缠万贯,原先的动力也要大打折扣。因此,如何留住早期员工,并且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便成为了每一个上市的科技公司的难题。

谷歌研究院院长、美国“人工智能”教科书的作者彼得.诺威格博士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在业界广为流传:当一个公司的市场份额超过50%以后,就不用再想去将市场份额翻番了。言下之意,这个公司就必须去挖掘新的成长点了。在2000年后,英特尔公司就是处于这样一个定位。现在,它已经基本上垄断了通用处理器的市场,今后如何发展是它必须考虑的问题。它早期成功的投资,包括对太阳公司和康柏电脑等公司的投资回报率不低于上述案例,只是美国证监会没有提供在线的记录,无法计算那些投资准确的回报。从这些成功投资的案例可以看出,风投公司追求五十倍的回报完全是可以做到的。金沙澳门总站官网想了解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必须了解它的股票期权制度。在传统的公司里,一个员工的收入和福利包括奖金和退休金等现金。一般员工并不拥有公司的一部分。很多高科技公司,为了将员工的利益和公司的前途绑在一起,发给员工一些股票的期权(StockOption)。所谓期权就是在一定时间,比如十年内,按一定价格,比如当前市场价购买股票的权利。获得期权的员工,会对公司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如果公司的股票上涨,那么拥有股票期权的人可以以过去低的价格买进股票,即所谓的exercise,然后以现在高的价钱卖出,从中赚到差价。股权只有当公司股票不断上涨时才有意义。遗憾的是,没有一个公司的股票只涨不落,因此股权有时会变得毫无意义。一些公司为了让股权变得有意义,在中间做手脚,修改股权授予时间,用最低的价钱将股票授予管理层和员工。苹果公司就是在这件事上栽了跟头。2006年,美国证监会开始调查苹果公司这一行为。经过长期调查,证监会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苹果公司终于低头了,并交了罚款。最后,苹果公司首席财务官安德森(FredAnderson)为此受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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