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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路缘江曲,斜阳塞轿明。晚花酣晕浅,平水笑窝轻。喜荫时休驾,疑昏屡问程。谁家刚齐饼,味过八珍烹。姜夔(一一五五~一二二一)字尧章,自号白石道人,鄱阳人,有“白石道人诗集”。他是一位词家,也很负诗名,在当时差不多赶得上尤、杨、范、陆的声望。他跟尤、杨、范也都有交情,诗篇唱和,只把陆漏掉了。词家常常不会作诗,陆游曾经诧异过为什么“能此不能彼”,姜夔是极少数的例外之一。他早年学江西派,後来又受了晚唐诗的影响,在一切关於他的诗歌的批评里,也许他的朋友项安世的话比较切近实际:“古体黄陈家格律,短章温李氏才情。当然在他的近体里还遗留著些黄、陈的习气,七律却又受了杨万里的薰陶,而且与其说温、李也还不如说皮、陆。他的字句很精心刻意,可是读来很自然,不觉得纤巧,这尤其是词家的诗里所少有的。行到东溪看水时,坐临孤屿发船迟。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短短蒲茸齐似翦,平平沙石净于筛。情虽不厌住不得,薄暮归来车马疲。澳门金莎总站前帆风饱江天阔,後帆半出疏林阙。後帆招手呼前帆,画鼓轻敲总催发。前帆雪浪惊飞湍,後帆舵尾披银山。前帆渐缓後帆急,相傍俱人芦花滩。岛屿潆洄断还续,沙尾夕阳明属玉;望中醉眼昏欲花?误作闲窗小横轴。

澳门金莎总站寂历帘拢深夜明,摇回清梦戍墙铃。狂风送雨已何处?淡月笼云犹未醒。早有秋声随堕叶,独将凉意伴流萤。明朝准拟南轩望,洗出庐山万丈青。曾几(一○八四~一一六六)字吉甫,自号茶山居士,赣州人,有“茶山集”。他极口推重黄庭坚,自己说把“山谷集”读得烂熟,又曾经向韩驹和吕本中请教过诗法,所以后人也想把他附属在江西派里。他的风格比吕本中的还要轻快,尤其是一部分近体诗,活泼不费力,已经做了杨万里的先声。竹边台榭水边亭,不要人随只独行。乍暖柳条无气力,淡晴花影不分明。一番过雨来幽径,无数新禽有喜声。只欠翠纱红映肉,两年寒食负先生!(予去年正月离家之官,盖两年不见海棠矣。)

雨过浮萍合,蛙声满四邻。海棠真一梦,梅子欲尝新。拄杖闲挑菜,秋千不见人。殷勤木芍药,独自殿馀春。杨万里(一一二七~一二○六)字廷秀,自号诚斋,吉水人,有“诚斋集”。南宋时所推重的“中兴四大诗人”是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和陆游四位互相佩服的朋友;杨和陆的声名尤其大,俨然等于唐诗里的李白和杜甫。不过,十个指头也有长短,同时齐名的两位作家像李白和杜甫。元稹和白居易慢慢的总会分出个高低。宋代以后,杨万里的读者不但远少于陆游的,而且比起范成大的来也数目上不如。在当时,杨万里却是诗歌转变的主要枢纽,创辟了一种新鲜泼辣的写法,衬得陆和范的风格都保守或者稳健。因此严羽“沧浪诗话”的“诗体”节里只举出“杨诚斋体”,没说起“陆放翁体”或“范石湖体”。参军坐厅事,据案嚼齿牙。引囚到庭下,囚口争喧哗。参军气益振,声厉语更切:“自古官中财,一一民膏血。为吏掌管錀,反窃以自私;人不汝谁何,如摘颔下髭。事老恶自张,证佐日月明。推穷见毛脉,那可口舌争?”有囚奋然出,请与参军辨:“参军心如眼,有睫不自见。参军在场屋,薄薄有声称。只今作参军,几时得骞腾?无功食国禄,去窃能几何?上官乃容隐,曾不加谴诃。囚今信有罪,参军宜揣分;等是为贫计,何苦独相困!”参军噤无语,反顾吏卒羞;包裹琴与书,明日吾归休。澳门金莎总站王禹偁(九五四~一○○一)字元之,钜野人,有“小畜集”。北宋初年的诗歌大多是轻佻浮华,缺乏人民性,王禹偁极力要挽回这种风气。他提倡杜甫和白居易的诗,在北宋三位师法白居易的名诗人里──其他两人是苏轼和张耒──他是最早的,也是受影响最深的。他对杜甫的评论也很值得注意。以前推崇杜甫的人都说他能够“集大成”,综合了过去作家的各种长处,例如元稹“故工部员外郎社君墓系铭”说:“小大之有所总萃”,“尽得古今之体势”;王禹偁注重杜甫“推陈出新”这一点,在“日长简仲咸”那首诗里,用了在当时算得很创辟的语言来歌颂杜甫开辟了诗的领域:“子美集开诗世界”。

老去人间乐事稀,一年容易又春归。市桥压担孽莼丝滑,村店堆盘豆荚肥。傍水风林鸟语语,满园烟草蝶飞飞。郊行已觉侵微暑,小立桐阴换夹衣。杀气昏昏横塞上,东并黄河开玉帐。书飞羽檄下列城,夜脱貂裘抚降将。将军枥上汗血马,猛士腰间虎文韔。阶前白刃明如霜,门外长戟森相向。朔风卷地吹急雪,转盼玉花深一丈。谁言铁衣冷彻骨,感义怀恩如挟纩!腥臊窟穴一洗空,太行北岳原无恙。更呼斗酒作长歌,要使天山健儿唱。去年阳春二月中,守令出郊亲劝农。红云一道拥归骑,村村镂榜黏春风。行行蛇蚓字相续,野农不识何由读?唯闻是年秋,粒颗民不收:上堂对妻子,炊多粜少饥号啾;下堂见官吏,税多输少喧征求。呼官视田吏视釜;官去掉头吏不顾;内煎外迫两无计,更以饥躯受笞棰。古来丘垅几多人,此日孱生岂难弃!今年二月春,重见劝农文;我勤自锺惰自釜,何用官司劝我氓?农亦不必劝,文亦不必述;但愿官民通有无,莫令租吏打门叫呼疾。或言州家一年三百六十日,念及我农惟此日。天光不动晚云垂,芳草初长衬马蹄。新月已生飞鸟外,落霞更在夕阳西。花开有客时携酒,门冷无车出畏泥。修禊洛滨期一醉,天津春浪绿浮堤。

徐俯(一○七五~一一四一)字师川,自号东湖居土,分密人,有“东湖居士诗集”,据说共“三大卷”,上卷是古体,中卷是五言近体,下卷是七言近体,现在已经失传了。清代厉鹗的“宋诗纪事”卷三十三和陆心源的“宋诗纪事补遗”卷四十八都搜辑了他的诗篇和断句,当然还可以从宋人的笔记、诗话、类书,选集、集句诗里添补好些。徐俯是黄庭坚的外甥,列入江西派。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惹起许多是非,当时有些列入江西派的人亲自抗议,后世也有人认为某某不应当收在里面,而某某该补进去。列入江西派的二十多位诗人里,有一大半留下足够数量的作品,让我们辨别得出他们的风格。根据这些作品而论,他们受黄庭坚的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只是有暂有久,有深有浅,浅的像比较有才情的韩驹,深的像平庸拘谨的李彭。黄庭坚的声势很浩大,有许多给他薰陶感染的诗人都没有搜罗在江西派里,这也是无可讳言的,例如跟李彭差不多的吴则礼、张扩之类。至于那些人列在江西派里而否认受过黄庭坚的影响,也许有两种原因。第一是政治嫌疑。宋徽宗赵佶即位以后,蔡京专政,把反对过王安石“新法”的人开了一张名单,通令全国把这些“奸党”的姓名刻石立碑。苏轼、孔平仲、张舜民、张耒、秦观、黄庭坚都名挂黑榜,苏黄的诗文书画一律是违禁品,必须销毁。因此模仿苏黄诗体或字体的人往往遮遮掩掩,要到宋高宗赵构的时候,才敢露出真相。第二是好胜的心理。孙行者怕闯了祸牵累到先生,“只说是自家会的”本领;有些人成名之后,也不肯供出老师来,总要说自己独创一派,好教别人来拜他为开山祖师。徐俯晚年说不知道舅舅的诗好在那里,而且极口否认受过舅舅的启发:“涪翁之妙天下,君其问诸水滨;斯道之大域中,我独知之濠上”。不过他舅舅文集里分明有指示他作诗的书信;在他自己的作品里也找得着他承袭黄庭坚的诗句的证据;在他年轻的时候,同派的李彭称赞他是外甥不出舅家,他好像并没有抗议。他虽然回复上门请教的人说自己看不出黄庭坚诗歌的好处,但是喜欢黄诗黄字的宋高宗分付他题跋黄庭坚的墨迹,他就会说“黄庭坚文章妙天下”,承皇帝陛下赏识,“备于乙览”,真是虽死犹荣!他这种看人打发、相机行事的批评是“儒林外史”的资料,不能算文学史的根据。只是他晚年的确想摆脱江西派的风格,不堆砌雕琢,而求“平易自然”,看来流为另一个偏向,变成草率油滑。高翥(生卒年不详)字九万,自号菊磵,馀姚人,有“菊磵小集”、“信天巢遗稿”。他是“江湖派”里比较有才情的作者,黄宗羲甚至推重他为“千年以来”馀姚人的“诗祖”;谭嗣同幼年读了很感动的句子正是他的“清明日对酒”诗。极边官军守战场,次边丁壮俱运粮。县符旁午催调发,大车小车声轧轧,霜寒晷短路又滑,担夫肩穿牛蹄脱。呜呼!汉军何日屯渭滨,营中子弟皆耕人?“扫胡尘”、“靖国艰”的诗歌在北宋初年就出现过,像路振的“伐棘篇”。靖康之变以後,宋人的爱国作品增加了数目,前面也选了一些。不过,陈与义、吕本中、汪藻、杨万里等人在这方面跟陆游显然不同。他们只表达了对国事的忧愤或希望,并没有投身在灾难里、把生命和力量都交给国家去支配的壮志和弘愿;只束手无策地叹息或者伸手求助地呼吁,并没有说自己也要来动手,要“从戎”,要“上马击贼”,能够“慷慨欲忘身”或者“敢爱不赀身”,愿意“拥马横戈”。“手枭逆贼清旧京”。这就是陆游的特点,他不但写爱国、忧国的情绪,并且声明救国、卫国的胆量和决心。譬如刘子翚的诗里说:“中兴将士材无双……胡儿胡儿莫窥江!”“低头拔胡箭,却向胡军射……男儿取封侯,赴敌如饥渴”,语气已经算比较雄壮了,然而讲的是别人,是那些“将士”和“男儿”──正像李白、王维等等的“从军行”讲的是别人,尽管刘子翚对他的诗中人有更真切的现实感,抱更迫切的希望。试看陆游的一个例:“鸭绿桑乾尽汉天,传烽自合过祁连;功名在子何殊我,惟恨无人快着鞭!”尽管他把自己搁後,口吻已经很含蓄温和,然而明明在这一场英雄事业里准备有自己的份儿的。这是“诗经”“秦风”里“无衣”的意境,是李牧“闻庆州赵纵使君中箭身死长句”的意境,也是和陆游年辈相接的岳飞在“满江红”词里表现的意境;在北宋像苏舜钦和郭祥正时诗里,在南北宋之交像韩驹的诗里,也偶然流露过这种“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谁知我亦轻生者”的气魄和心情,可是从没有人像陆游那样把它发挥得淋漓酣畅。这也正是杜甫缺少的境界,所以说陆游“与拜鹃心事实同”还不算很确切,还没有认识他别开生面的地方。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血液沸腾起来,而且这股热潮冲出了他的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还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这也是在傍人的诗集里找不到的。

雨过池塘路未乾,人家桑柘带春寒。野巫竖石为神像,稚子搓泥作药丸。柳下两姝争饷路,花边一犬吠征鞍。行吟不得束溪听,借砚村庐自写看。晏殊(九九一~一○五五)字同叔,临川人。他的门生说:“晏相相国,今世之工为诗者也。末年见编集者乃过万篇,唐人以来所未有”。假如这句话没有夸张,那末晏殊作品之多,超过十年间万首诗”的陆游。这一万多篇诗,跟五代时王仁裕“西江集”的万余首诗一样,散失没有流传。到清初才有人搜辑“元献遗文”一卷,后来又有人作“补编”和“增辑”,当然还可以添补些,可是总寥寥无几。澳门金莎总站王质(一一二七~一一八九)字景文,自号雪山,兴国人,有“雪山集”。他佩服苏轼,甚至说:“一百年前……有苏子瞻……一百年後,有王景文”。他的诗很流畅爽快,有点儿苏轼的气派,还能够少用古典。他的朋友张孝祥也以第二个苏轼自命,名声比他响得多,而作品笨拙,远不如他。至於他的“绍陶录”,那是表示他羡慕陶潜那样的隐逸生活,并非效法陶潜的诗歌,而且“陶”字指陶潜、陶弘景两个人,所谓:“渊乎栗里,谧哉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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